mardi 2 novembre 2010

电影改变人生 II

王樽:你曾说自己心智开化得特别晚,这跟多数观众看你的观点正好相反。两年前我在香港国际电影节上采访侯孝贤,他对你特别称赞,觉得在你们这拨导演里,你已经具有很大的国际影响力,我们都觉得你很早慧,是少年老咸的典型。
贾樟柯:我确实觉得自己成长得比较晚,心智开化得特别迟。一般人十七八岁就确定了自己的理想,而我二十一岁前根本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。

王樽:那时好多年轻人混混沌沌混日子,当时有种命名叫迷惘的一代。

贾樟柯:好像是。中学毕业以后,没有考上大学,我就不想读书了。想去找个工作,那时候县城里的孩子有两个出路,一个是当兵,当兵你就可以出去看一看,很多同学去秦皇岛当兵,退役后找个工作,也就所谓锻炼了一下。然后,该结婚的结婚,该有小孩就有小孩,就这么过下去。还有一条路是上大学,走科举这条路。我自己觉得没有必要去上大学,可能因为身体条件吧,我又讨厌当兵,觉得万一当了兵,我肯定干不好,因为我非常瘦小,怎么能够出类拔萃呢?
  那时候也有一些新的机会,比如建行突然要扩招,我母亲在的糖烟酒公司也有一个机会。我就跟我父亲说,我想找个工作干,不想读书了。现在回想起来,不能说我父亲救了我,但是他改变了我,他让我干了一件我特别不愿意干的事情,就是读书。我得感谢他,当时太危险了,如果当时我没有读书,生活就完全改变了,也没有了后来的这么多事情。
  我父亲说,大学对于一个人的影响太大了,一定要上大学!我说,我学习不好怎么能考上大学,补五年也不行,我们那儿有个胖子补了八年也没有考上。我父亲说,实在不行你去学美术吧。考美术院校文化课的要求低,特别是不考数学,数学我就没及格过。我估计,父亲之所以想让我学美术,是因为我们县里面有个画画的传统。很多孩子考了美术院校就考走了,所以,家长就看到了一条路,考美术也可以念大学。
  我父亲跟我讲去学画,我觉得可以接受,因为我知道学画得去太原,汾阳学不了。那些适合美术考试、美术教育的培训班都在太原,我父亲就说你去山西大学美术系培训班吧,这样你考山大就可以了。我听了父亲这么讲,就答应去学。到了第二年,1991年的9、10月份的时候,我就去了太原。

王樽:这时的你已经二十一岁了,在太原找到人生目标?

贾樟柯:是的。那年我还在太原学美术,看到了电影《黄土地》。不是特意去看,纯粹是百无聊赖的一次偶然。那时没有双休日,有个星期六,我约了一个老乡出去玩,那时候没有传呼,更没有手机,我约了个老乡去逛商店,我就在商店外面等他,等了差不多有一个小时他还没有来。因为等不到就认为他有事,我就走了。我又没电话,身上也没有多少钱,就自己瞎溜达,这时候看到了一个电影院,叫公路电影院,是山西省公路局的俱乐部,它在南郊,山西大学旁边,很偏僻,主要的服务对象是周边的学生。上面写着《黄土地》,一看就是那种不好看的电影,不像《蓝盾保险箱》、《险恶江湖逍遥剑》啊那样吸引人。但是没事干,票价又很便宜(我记得是一两块钱、还是几毛钱忘了)就买票进去了,进去以后,差不多看了十分钟,整个感情就被完全打开了。
  电影里面一望无际的黄土,还有那些人的面孔,一个女孩在挑水,我看着那个女孩从河里用桶一荡,打起水来,挑着从黄土边上走,眼泪马上就下来了。因为那个环境太熟悉了,故事虽然不熟悉,对民歌和八路军的感觉也不是那么强烈,但是那土地上的人、腰鼓、油灯底下一家人坐在屋里沉默不语,那就完全是我经历过的生活。我母亲一家都是农民,母亲因为学习比较好就跟我父亲结婚在县城里生活,但是我二姨、大姨都很早就出嫁,就在家里呆着,跟《黄土地》的生活一模一样,推门见山,一片坡地。我每年的农忙时节都要到地里做农活,正是麦收的时候,所有人都帮着亲戚割麦子,怕下雨,所谓龙口夺粮。割麦、劳作,这些劳作的经验也是我比较小的时候,记忆里面特别重要的。
  后来,我看了很多诗歌讴歌劳动,我就特别讨厌。我觉得劳动真的是很痛苦的事情,当然从造型上看是光着膀子流着汗,很有生命力。但对劳动者本人来说是挺痛苦的,他们为什么晚上回到家不说话,因为太累了,吃完饭就呆着、歇着了,想想明天的事。我看到电影里翠巧她爸,觉得像看到我姨夫一样,脸、衣服,所有的一切都一样。
  这次观看经历为什么这么强烈,对我来说,不单是我看到了自己熟悉的环境,更重要的是我看到一部电影的可能性。以前,我对电影的认识只有两部分,一部分是港产电影,打、杀,一部分是延续“文革”的,包括《血总是热的》那样反映改革的电影。从来不知道电影还可以这样拍,把你心里面的感情勾出来,我一下子就蒙了。
  一方面是蒙了,再一个就是突然醒了,这个东西太好了,还能这样拍,还有这样的电影。
  最关键的是,那个时候我没有理想。我从小没有什么理想,不知道未来要干什么,特别是在自己的职业设计上,我只是想找个饭碗有一口饭吃就行。看完这部电影之后,自己就开始有了一个方向,就是当导演挺好、拍电影挺好,是电影让我选择了一个职业,也打开了一个窗
户。

王樽:看完电影后你去做了些什么?

贾樟柯:看完电影后我想了很久,我觉得电影里面有很多的段落和元素,在那个时候的认识程度里,它让我怀疑我自己熟悉的东西是不是真的熟悉。比如,在黄土地上,那么多人在打腰鼓,那个腰鼓我们每年过春节的时候都会打,我自己从来没有想过,腰鼓本身在银幕上会有另外一种感受。今天说起来像生命力的勃发,也可以说是一种盲目的快感,说什么都可以,有很多的解释。但那时候让我觉得那么熟悉的腰鼓,原来也可以这么打,可以在野地里面打,可以产生那么多的尘土,尘土在阳光底下变成了像诗一样的东西。好像把人心里面的东西讲了出来,很多时刻,包括一个人静默地坐在那儿不说话的时刻,把他拍下来,夜晚灯光非常的暗,你隐隐约约会感觉到时间的流逝,你知道他年复一年,日复一日,对日子就有了一种新的看法,对生活本身也有了一种新的看法。
  我觉得,任何一部好的电影、影响人的电影,都给人提供一种最熟悉的陌生感。就是,在最熟悉的区域里、最熟悉的人群里,拍出一种陌生感,这就是一种新的角度、新的处理方法,领风气之先的、开创性的电影都有这种感觉。
  《黄土地》就是一部这样的电影。山西也是民歌大省,以前每天都在听民歌,但是你从来没有看到一个电影里面的女孩子,瘦小的身体在黄河边挑水,当民歌响起来的时候,那么小的一个孩子,她的情感世界是怎样的。
  看完电影出来后,突然就开始变得有事干了,我想当导演。过了几天,越想越要当导演,那时候,电影怎么拍我根本不知道。

王樽:这样一次重要的选择,要不要和人商量?

贾樟柯:我这个人有很多事情都没有跟父亲讲过,但是有时候,有些事我想一定要告诉父亲,那时候,我就把自己想当导演的想法告诉了父亲。
  我当时在太原打电话给他,说我发生了一个事。我爸说,你发生什么事了?我说我想当导演,不想学美术了。父亲停了一下说,当导演挺好的。然后我就去上课了,下午我正画画的时候,我父亲就来了,风尘仆仆赶到了太原,一看我在画画,放了点心。就到了我住的房子里。我爸问你怎么了,我说我看了部电影《黄土地》,不想学美术了,我也问了我的同学,电影学院考上以后可以慢慢当上导演。我父亲特别生气,觉得我脑子有问题。你知道电影在民间是被神秘得一塌糊涂的艺术,它跟普通家庭的市民离得太远了,对于一个父亲是中学教师母亲是售货员的小县城家庭来说,电影被神秘化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,父亲觉得自己的孩子在发病,脑子进水了。我父亲说,那可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得来的。我不知道该怎样说服他,因为我知道自己是一般人。我跟我父亲说,电影挺有意思,以前我喜欢文学,当时也发表了一两篇小说,再加上我学画画,这么一综合不就是电影吗!我父亲这时也觉得我说得有点道理,他是个特别开放的人,他给我了自由去尝试,我母亲也是。在1991年的时候,对山西县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,这是个很大的事,我父亲和母亲开会研究,我母亲说,孩子还小,就让他试试,行不行折腾几年就知道了。
  
王樽:现在你已经是著名导演了,你父亲对你拍的电影有没有进行过交流?

贾樟柯:很少,我父亲一般回避这个话题。《站台》拍完之后,在片头上我就写了“献给我的父亲”,我也把DVD拿给他看了,但是看完之后他并没有发言,也没有做评论。

王樽:你会不会觉得他不太喜欢。

贾樟柯:我倒不觉得他不太喜欢,我相信他的心里和我的内心有一个共鸣。我父亲是个不愿意表达的人,特别是经过了那个动荡的时代。我下面准备拍“文革”的题材,我父亲就会突然讲一些关于“文革”的只言片语,我觉得非常荒诞,但是我认为我父亲会在背后支持我。比方我跟我父亲说我要拍《刺青时代》,根据苏童小说改编,讲1975年流氓的故事。差不多过了一个小时后,我父亲突然跟我讲,说“文革”前抓“右派”的时候,他们学校是怎么抓的:学校有个操场,操场里面有个主席台,所有的教师站在主席台上,大家互相推,谁被推下去谁就是“右派”。这就完全变成了体力竞技,像游戏一样,非常残酷。我觉得我父亲跟我聊到这些细节的时候是恐慌的,因为我父亲很小的时候就参加了工作。我觉得他跟我讲这些细节,是因为他·觉得有必要拍出来,因为那是他当时亲身经历的。他觉得自己非常害怕,他当时特别瘦小,力气也没有别人大,人家都是二十七八、三十五六岁的壮年,他很有可能被推下去,一旦被推下去,命运就完全不一样了。
  人的命运那么重要,而他们像是开玩笑一样,他讲了之后我就更增加了决心,我觉得应该把这部电影拍出来。因为这些东西随着当事人逐渐淡出,如果不能拍出来,一些最直接的感觉和记忆便没有了。你提供一些数字说“文革”有多少人受害、二战有多少人受害、“9·11”有多少人受害、伊拉克战争又有多少人受害,这个数字对我们而言已经非常麻木了,人已经对这些数字麻木了,没有了实感。但是一个活生生的人,从他个人的角度非常准确的回忆刻骨铭心记忆的时候,人们才能进入灾难本身,就是说体谅他、感同身受这个灾难是什么样子。

王樽:田壮壮在《蓝风筝》里,也讲到确认“右派”的荒谬,说一个人上厕所去了,大家都僵持不下,不知道决定让谁当“右派”,等到上厕所的人回来以后,他已经成了“右派”。这个细节也是真事。

贾樟柯:可是,后来的人越来越觉得它像天方夜谭。我父亲讲到的从台上往下推人的细节,既非常的荒谬,同时又残酷、不负责任。

王樽:这个细节你会放到自己电影里面吗?

贾樟柯:可能会放到《刺青时代》里。

王樽:你父亲有没有被打成“右派”?

贾樟柯:没有,但非常危险,他当时跟我一样,很瘦小,很容易被推下去。虽然没有被打成“右派”,但你可以想象,一个县城里卑微的教师,在那动荡年代如履薄冰的生活。

Entretien avec 贾樟柯 Jia Zhang Ke réalisé en janvier 2006, trouvé ici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