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ercredi 30 novembre 2011

贾樟柯 - Jia Zhang-Ke

经济观察报:你以前画过画,也写过小说,为什么选择拍电影,而不是写小说,不是画画?
贾樟柯:对我来说,那两种形式限制特别大。我觉得电影,或者说所谓的艺术片,毕竟是大众流行文化的一部分,我特别希望我所关心的人群的问题,那些底层人的生活,它们能够在一个更宽的范围里面被人关心。

经济观察报:你自己最喜欢的是《站台》,我问了很多朋友,大家最喜欢的一般都是《小武》。
贾樟柯:这个很难免,因为处女作聚集了一个人二十多年的能量,每个导演成功的处女作都是有奇怪的能量在里面的,不仅仅是电影本身,很多处女作都是对传统电影的反叛,都是对已有文化惯性的反叛。《小武》出来之前,没有人去关注一个变化的时代里面无可奈何的生活,甚至连县城那样一个场所那样一个空间也是荧幕上没有的,但是大多数中国人都生活在这样的空间,我自己也是。

经济观察报:要反叛的具体是什么样的传统?
贾樟柯:我觉得就是对个体生命的忽视吧,对个人生命感受的一种忽视。不管我们身处在哪个时代里面,总有一种主流的对价值的判断,个人所经受生活的细节,个人的意识,个人承受的生活压力,在电影里是被忽视的,因为我们一直是集体的一种感觉。我可以给人物取各种各样的名字,之所以要用小武的名字为这个片子命名,是想回归到对个体、个人的重视上。

经济观察报:在拍摄态度和拍摄方法上是否也有所不同?
贾樟柯:导演角色的改变也是这个电影的反叛之处。之前的电影,你能看出来导演在教化别人,去解释生活,解释这个时代,他是一个强者,一个无所不知的上帝一样。到我拍电影的时候,我就想把个人的感情——我是弱者,我也知道——想把这个时代受到伤害的、受到影响的,把它讲出来。我觉得这才是更靠近艺术本源的一种作用。电影是要调动特别大的资源的一个艺术,以前又跟政府贴得特别近,又像是一个政府行为,所以权力感在电影工作者的身上有潜移默化的影响,他那种权力意识会表现在电影里面。
我很讨厌俯拍。我尽量采取跟拍,跟人有一个距离,用长镜头这种方法,它是非常民主现代的一种方法。好莱坞的方法就是强迫观众看,现在要看你的眼睛,就给眼睛一个特写,观众的观看是被动的。长镜头不是绝对的客观,但它是一种态度,他让你自己在一个连贯的拍摄里面去选择你想看的,你去决定你自己的感情突出到什么方面。

经济观察报:你喜欢什么样的生活方式?
贾樟柯:拍电影,就是因为喜欢这种生活方式,二三十个人用一段时间积极地去做一件事情,特别是去外地拍。大家一起去陌生地方拍电影的时候,一起解决问题、克服困难的过程是特别让我享受的一件事情。
除了工作之外,自由是很重要的,我觉得并不是有多少不自由,或者说你被限制什么的,而是说你要有心灵上的开放。

经济观察报:你认为电影能够对现实产生影响,并使现实发生变化吗?
贾樟柯:我觉得电影艺术是很独立的一种力量,来尽量平衡人们对社会生活的理解,这是能带来进步的。
我觉得艺术是很好的东西,它能拓展人的自由。比如九十年代初很多人强调要拍同性恋,拍边缘人群,正是有了这些艺术形式来讨论这些问题,来拓展我们生活的界线,拓展我们自由的界线。对同性恋问题,现在可以很公开地去讨论,可以有一个共识,要尊重他们对性的取向。这些改变都跟艺术最初的反叛有关系,我并不是夸大艺术的作用,而是说有了这个可能。
我拍电影这八年里,看到我们曾经非常反叛的一些声音,逐渐变成了公共的意识,这特别好,这是电影人的能力和价值。

经济观察报:这是你拍电影的动力吗?
贾樟柯:很多人说你拍电影得那么多奖,得奖是不是你拍电影的一个动力?我觉得不是,而是艺术本身那种成就,最主要还是参与到文化工作里面,你看到它有效,也可能暂时无效,但是在未来的日子里它一定是有效的。比如《世界》这个电影,我们探讨的是面对社会的快速发展,个人的苍白感、无力感,一种被禁锢的感觉。我相信可能再过五年或者十年,就会有一种公共意识说,我们为什么要发展那么快,我们应该调整节奏,我们为什么要不顾一切地往前走呢?

经济观察报:拍电影如何考虑我们身处的客观环境?你怎么理解这几年来有几部电影受到非常严重的批评?
贾樟柯:我觉得不管是商业电影还是艺术电影,应该考虑语境,更通俗地说是宣传的环境,我觉得超越现在发展过程的一种创作可能是没有根基的。比如《无极》追求的是没有国家、没有具体地区的感觉,超越过程的感觉,包括跨国演员的使用,我觉得这样一个乌托邦式的东西,都是不适合的。因为今天中国的艺术,仍然需要强调身份,中国电影的身份。因为我们身处在一个文化信心非常失落的时代,我们需要强调文化的身份认同,强调中国文化,逐渐形成中国文化的自信心。我始终会坚持在中国拍摄,这种文化责任是应该承担的。
其实我们有非常多好的电影,一是它们的商业能力不够,其次是它们受到了压制。这样一些影片的存在不被人认识,这之间就是文化出了问题。
我以前从来不看美国商业电影,觉得没意思。现在九十年代出生的小孩,像我姐的孩子,都看美国大片。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地资源开放之后,年轻人的那种文化认同更倾向强势,强势文化更有吸引力。这种变化很强烈。

经济观察报:年轻人为什么会失去对本土文化的认同?就因为人家的更强势吗?
贾樟柯:还有就是认识历史极少,我选演员时接触的年轻人特别多,这些孩子对中国历史知识的贫乏令人吃惊。所谓爱国、文化信心,都跟对历史的热爱有关系,但是这些孩子拒绝。
比如谈到历史,最起码我会惭愧。我这两年一直在看历史书,我对民国特别感兴趣,在那个中国刚刚寻求现代化的时代,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干,很有戏剧性。对本来应该了解的历史知识或历史人物,我会惭愧,那些孩子不会惭愧,他会觉得今天的我们跟历史有什么关系,他也不愿意建立联系,特别是没有兴趣。这种普遍的态度是特别让人难以忘怀的。
你没有思考能力,你只是一个喜欢消费的人,整个中国人的思考能力、判断力在下降。我觉得独立是从反叛开始,我现在非常强调反叛,更年轻一代缺少这种东西。

经济观察报:你电影里面的人物给人很迷茫的感觉,比如《任逍遥》里的那群小孩,他们对于自己的未来,都很茫然,也不去想。这是你对身边人的感觉吗?
贾樟柯:是我对年轻孩子的感觉,我接触的很多年轻人都是如此。以前我们中学毕业以后,每个人设计自己的生活,有的学画,有的回家,有的准备当兵,不管初衷是什么,每个人都有方向。后来我发现更年轻的一代他们什么都不要,就那么待着,在回避真实生存的压力,生活得很平面,网络可以支持他们一年半年的生活。这种游荡,这种无所事事,对未来不做设计,是很多人的一种选择。也不说它好还是坏,我觉得是一种非常巨大的绝望。
我相信这种绝望是有客观原因的,因为社会逐渐变得不公平,贫富差距越来越大,年轻人的孤单感越来越强。可能我的同学生下来他就是富的,因为他爸是开煤矿的,他什么都不用努力,他18岁可以开一辆车瞎晃,而我折腾半天又能怎么样?这种东西慢慢地变成绝望之后,自己的生活便任由时间去挥霍。

经济观察报:你的每部作品都很现实主义,你没想过换个题材换个风格吗?
贾樟柯:还是现实的要求,你从一个中国人的角度来看这个现实,是很焦灼、很残酷、很痛苦的。从一个导演的角度来说,从创作角度来说,我拍电影八年始终不离开现实题材,因为这个时期问题比较突出,等到社会过渡平稳、相对平缓之后,可能问题没有这么多,可能其他形式、题材也有。

经济观察报:现实生活中,你拍的这些底层人物会喜欢看你的电影吗?如果他们都不爱看,你前面所说的通过电影来影响公共意识如何实现?
贾樟柯:看的人会有一些,可能90%的人都不会看,但一个电影是否能够形成一种公共意识,并不在于多少人看过,可能只有五百个人看过。比如分享哲学的人并不是很多,但是它的确会影响社会。电影也一样,当然电影是大众艺术,看的人越多越好,但我觉得它的价值不在于多少人,不在于我拍民工就让民工看,其实民工恰恰最不需要看,因为他本来就处在他的生活之中,他比我还了解。但可能是管理这些公共事务的人,或者说另外的阶层,会需要看这样的电影,这是对他生命经验的弥补,对他有影响,这是最重要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