贾樟柯 - Jia Zhang-Ke

经济观察报：你以前画过画，也写过小说，为什么选择拍电影，而不是写小说，不是画画？
贾樟柯：对我来说，那两种形式限制特别大。我觉得电影，或者说所谓的艺术片，毕竟是大众流行文化的一部分，我特别希望我所关心的人群的问题，那些底层人的生活，它们能够在一个更宽的范围里面被人关心。

经济观察报：你自己最喜欢的是《站台》，我问了很多朋友，大家最喜欢的一般都是《小武》。
贾樟柯：这个很难免，因为处女作聚集了一个人二十多年的能量，每个导演成功的处女作都是有奇怪的能量在里面的，不仅仅是电影本身，很多处女作都是对传统电影的反叛，都是对已有文化惯性的反叛。《小武》出来之前，没有人去关注一个变化的时代里面无可奈何的生活，甚至连县城那样一个场所那样一个空间也是荧幕上没有的，但是大多数中国人都生活在这样的空间，我自己也是。

经济观察报：要反叛的具体是什么样的传统？
贾樟柯：我觉得就是对个体生命的忽视吧，对个人生命感受的一种忽视。不管我们身处在哪个时代里面，总有一种主流的对价值的判断，个人所经受生活的细节，个人的意识，个人承受的生活压力，在电影里是被忽视的，因为我们一直是集体的一种感觉。我可以给人物取各种各样的名字，之所以要用小武的名字为这个片子命名，是想回归到对个体、个人的重视上。

经济观察报：在拍摄态度和拍摄方法上是否也有所不同？
贾樟柯：导演角色的改变也是这个电影的反叛之处。之前的电影，你能看出来导演在教化别人，去解释生活，解释这个时代，他是一个强者，一个无所不知的上帝一样。到我拍电影的时候，我就想把个人的感情——我是弱者，我也知道——想把这个时代受到伤害的、受到影响的，把它讲出来。我觉得这才是更靠近艺术本源的一种作用。电影是要调动特别大的资源的一个艺术，以前又跟政府贴得特别近，又像是一个政府行为，所以权力感在电影工作者的身上有潜移默化的影响，他那种权力意识会表现在电影里面。
我很讨厌俯拍。我尽量采取跟拍，跟人有一个距离，用长镜头这种方法，它是非常民主现代的一种方法。好莱坞的方法就是强迫观众看，现在要看你的眼睛，就给眼睛一个特写，观众的观看是被动的。长镜头不是绝对的客观，但它是一种态度，他让你自己在一个连贯的拍摄里面去选择你想看的，你去决定你自己的感情突出到什么方面。

经济观察报：你喜欢什么样的生活方式？
贾樟柯：拍电影，就是因为喜欢这种生活方式，二三十个人用一段时间积极地去做一件事情，特别是去外地拍。大家一起去陌生地方拍电影的时候，一起解决问题、克服困难的过程是特别让我享受的一件事情。
除了工作之外，自由是很重要的，我觉得并不是有多少不自由，或者说你被限制什么的，而是说你要有心灵上的开放。

经济观察报：你认为电影能够对现实产生影响，并使现实发生变化吗？
贾樟柯：我觉得电影艺术是很独立的一种力量，来尽量平衡人们对社会生活的理解，这是能带来进步的。
我觉得艺术是很好的东西，它能拓展人的自由。比如九十年代初很多人强调要拍同性恋，拍边缘人群，正是有了这些艺术形式来讨论这些问题，来拓展我们生活的界线，拓展我们自由的界线。对同性恋问题，现在可以很公开地去讨论，可以有一个共识，要尊重他们对性的取向。这些改变都跟艺术最初的反叛有关系，我并不是夸大艺术的作用，而是说有了这个可能。
我拍电影这八年里，看到我们曾经非常反叛的一些声音，逐渐变成了公共的意识，这特别好，这是电影人的能力和价值。

经济观察报：这是你拍电影的动力吗？
贾樟柯：很多人说你拍电影得那么多奖，得奖是不是你拍电影的一个动力？我觉得不是，而是艺术本身那种成就，最主要还是参与到文化工作里面，你看到它有效，也可能暂时无效，但是在未来的日子里它一定是有效的。比如《世界》这个电影，我们探讨的是面对社会的快速发展，个人的苍白感、无力感，一种被禁锢的感觉。我相信可能再过五年或者十年，就会有一种公共意识说，我们为什么要发展那么快，我们应该调整节奏，我们为什么要不顾一切地往前走呢？

经济观察报：拍电影如何考虑我们身处的客观环境？你怎么理解这几年来有几部电影受到非常严重的批评？
贾樟柯：我觉得不管是商业电影还是艺术电影，应该考虑语境，更通俗地说是宣传的环境，我觉得超越现在发展过程的一种创作可能是没有根基的。比如《无极》追求的是没有国家、没有具体地区的感觉，超越过程的感觉，包括跨国演员的使用，我觉得这样一个乌托邦式的东西，都是不适合的。因为今天中国的艺术，仍然需要强调身份，中国电影的身份。因为我们身处在一个文化信心非常失落的时代，我们需要强调文化的身份认同，强调中国文化，逐渐形成中国文化的自信心。我始终会坚持在中国拍摄，这种文化责任是应该承担的。
其实我们有非常多好的电影，一是它们的商业能力不够，其次是它们受到了压制。这样一些影片的存在不被人认识，这之间就是文化出了问题。
我以前从来不看美国商业电影，觉得没意思。现在九十年代出生的小孩，像我姐的孩子，都看美国大片。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地资源开放之后，年轻人的那种文化认同更倾向强势，强势文化更有吸引力。这种变化很强烈。

经济观察报：年轻人为什么会失去对本土文化的认同？就因为人家的更强势吗？
贾樟柯：还有就是认识历史极少，我选演员时接触的年轻人特别多，这些孩子对中国历史知识的贫乏令人吃惊。所谓爱国、文化信心，都跟对历史的热爱有关系，但是这些孩子拒绝。
比如谈到历史，最起码我会惭愧。我这两年一直在看历史书，我对民国特别感兴趣，在那个中国刚刚寻求现代化的时代，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干，很有戏剧性。对本来应该了解的历史知识或历史人物，我会惭愧，那些孩子不会惭愧，他会觉得今天的我们跟历史有什么关系，他也不愿意建立联系，特别是没有兴趣。这种普遍的态度是特别让人难以忘怀的。
你没有思考能力，你只是一个喜欢消费的人，整个中国人的思考能力、判断力在下降。我觉得独立是从反叛开始，我现在非常强调反叛，更年轻一代缺少这种东西。

经济观察报：你电影里面的人物给人很迷茫的感觉，比如《任逍遥》里的那群小孩，他们对于自己的未来，都很茫然，也不去想。这是你对身边人的感觉吗？
贾樟柯：是我对年轻孩子的感觉，我接触的很多年轻人都是如此。以前我们中学毕业以后，每个人设计自己的生活，有的学画，有的回家，有的准备当兵，不管初衷是什么，每个人都有方向。后来我发现更年轻的一代他们什么都不要，就那么待着，在回避真实生存的压力，生活得很平面，网络可以支持他们一年半年的生活。这种游荡，这种无所事事，对未来不做设计，是很多人的一种选择。也不说它好还是坏，我觉得是一种非常巨大的绝望。
我相信这种绝望是有客观原因的，因为社会逐渐变得不公平，贫富差距越来越大，年轻人的孤单感越来越强。可能我的同学生下来他就是富的，因为他爸是开煤矿的，他什么都不用努力，他18岁可以开一辆车瞎晃，而我折腾半天又能怎么样？这种东西慢慢地变成绝望之后，自己的生活便任由时间去挥霍。

经济观察报：你的每部作品都很现实主义，你没想过换个题材换个风格吗？
贾樟柯：还是现实的要求，你从一个中国人的角度来看这个现实，是很焦灼、很残酷、很痛苦的。从一个导演的角度来说，从创作角度来说，我拍电影八年始终不离开现实题材，因为这个时期问题比较突出，等到社会过渡平稳、相对平缓之后，可能问题没有这么多，可能其他形式、题材也有。

经济观察报：现实生活中，你拍的这些底层人物会喜欢看你的电影吗？如果他们都不爱看，你前面所说的通过电影来影响公共意识如何实现？
贾樟柯：看的人会有一些，可能90%的人都不会看，但一个电影是否能够形成一种公共意识，并不在于多少人看过，可能只有五百个人看过。比如分享哲学的人并不是很多，但是它的确会影响社会。电影也一样，当然电影是大众艺术，看的人越多越好，但我觉得它的价值不在于多少人，不在于我拍民工就让民工看，其实民工恰恰最不需要看，因为他本来就处在他的生活之中，他比我还了解。但可能是管理这些公共事务的人，或者说另外的阶层，会需要看这样的电影，这是对他生命经验的弥补，对他有影响，这是最重要的。